在見鄧日校長之前，心中有無數的猜測，這個曾經叱咤教壇的風云人物是怎樣的？終于在一個雨后的早晨，見到了他，雖年近八旬，依舊精神矍鑠。作為湖南師大附中的老校長，鄧校長談起他經歷的課改，眼中依舊透露出對教育的熱誠。從畢業之后開始任教中學語文，到擔任教學組長，再到任副校長，最后直到退休，鄧校長在長達43年的教學生涯中，為“中學語文”奮斗了一輩子，而他對語文教育的大膽創新和改革，讓湖南省的語文教育大放異彩。而他的“自能讀書自能作文”“還三權于學生”等理論，在現今的語文教育中，依然是不少教師的教學指導。

　　讀與寫結合 改變“少慢差費”

　　1980年秋季開始，湖南教育科學研究所開始進行語文教學改革試驗，湖南師大附中作為試點學校，語文教改實驗分兩科進行：一是閱讀課，而是作文課。閱讀課的任務是培養和發展學生自能閱讀的能力，而作文課則是引導學生從生活素材的積累入手，達到自能作文的目的。由此一來，編纂一套科學有效的教材的任務顯得格外關鍵。“閱讀教材，我綜合了全國統編和另外三所學校編的四種教材，重新組編課文。初中的三年，我選編了教材260余篇，還有詩詞100多篇，除此之外，還有歇后語、諺語、警句。高中也選編了課文200多篇。”鄧校長邊回憶，邊翻開曾經教材的目錄，每個教學單元都清晰地列出了教學重點，選編的文章詳略相輔，有教師精講，有獨立閱讀，教學相長。“作文教材，我基本上按照培養記敘、說明、議論能力的內容和技能要求，由易到難地分解成一個個訓練項目這也為學校培養了不少寫作的苗子，”談起曾經培育過的學生，鄧校長眼中滿是欣賞和自豪，“有2/5的學生都發表過文章，更有9個學生還參加作文比賽獲了獎。”

　　1984年，初中實驗班的學生畢業。據統計，每個學生除了學好了課本上選的約300篇文章以外，還讀了不少課外書。平均每個學生讀課外書10本，270余萬字。而且，學生們都有課外的摘抄本，平均每個人摘抄了10萬多字，除了課內作文，他們還每個人寫了“生活速記”“分析筆記”130篇以上。拿到一篇淺顯的文言文，借助工具書，學生們能夠獨立閱讀和翻譯，寫作方面，多數學生能在45分鐘之內寫出一篇質量中上的作文。

　　還“三權”于生 改變“填鴨式”

　　“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之爭”至今依舊是社會上討論不休的話題。當時教育界普遍認可的舊式教育，在鄧日校長看來，存在三個弊端：講的太多，啟發太少，“目中無人”。“講得太多了，學生沒有時間看書，也沒有時間思考；啟發很少，激不起學生的求知欲；‘目中無人’，缺乏民主，不能因材施教，學生的個性得不到發展。”鄧校長解釋道。

　　但在當時，這是一種極為普遍卻又不合理的現象。如何推動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變，在上個世紀90年代，鄧日校長就提出：“還‘三權’于生。”所謂“把‘三權’還給學生”，就是指在語文教學中，把看書權、思考權、討論權、還給學生。學生有了“權”，能好好看書，認真思考，積極討論，這就啟動了學生的“內驅力”，成為學習的主人，形成生動活潑的局面。這在當時來看，是十分超前的論調。鄧校長說：“上課講少點，講精點，此外就讓學生自己去讀，去看；鼓勵學生勇于‘懷疑’，有所疑，才能有所發現，要敢于懷疑教師，敢于懷疑教材，敢于懷疑試卷；而討論則有利于學生思維能力的發展和口頭表達能力的提高。”

　　鄧日校長教初高中整體連貫的實驗班6年，至今也已經二十多年，他依然保存著學生們的一些作文。而當年的學生，已經進入了社會的多個領域，可謂桃李滿天下。“我這一輩子，就做了一件事，做好了，也就夠了。”這是鄧日校長對自己近半個世紀教育生涯的最樸實的總結，這短短一句話背后，是四十多年的兢兢業業，是筆耕不輟的著述250萬字，是無數個“全省第一”，是數不盡的榮譽和勛章。從青年到壯年，從青絲到白頭，這位教改路上辛勤的探索者，正如他的名字一樣，如太陽般帶來了光熱與希望，養育出青春的笑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