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際，長沙岳麓山上的黃興、蔡鍔和焦達峰、禹之謨等25個辛亥將士的墓由人民政府進行了修繕，其中就有“故參議院議員黎尚雯之墓”。
    黎尚雯，字桂蘇，1868年（清同治7年）5月出生于湖南瀏陽縣城營盤里一書香門弟，后遷居西鄉青草市元甲山。自幼聰穎，受祖父黎宗學的“不踏入仕途”和“培養兒女的民族氣節”之教育熏陶，讀經史諸籍，過目成誦。稍長，潛心研究王夫之、顧炎武等人的學說，務求經世致用，鄙視清廷科舉，在父母的苦勸下勉強應試，名列前茅，被同輩譽為奇才。
    1895年瀏陽大旱，四鄉饑民聚集縣衙吁請賑救，湖南巡撫倡設救災機構，聘黎為幕僚。他捐出薪俸和家產，購運糧食放賑；還掘礦采煤，以工代賑等。受到當地紳士贊許，申奏清廷授予官銜，但他毫不動心。他曾研究歐美政治，痛感清廷愚昧腐敗，禍國殃民，非變法不足以救亡圖存，于是決心以維新變法為已任。他奔走呼號，提倡學習西方政治、經濟和自然科學，極力駁斥頑固派對維新運動的歪曲和抨擊；參與唐才常、梁啟超等創辦時務學堂和《湘報》、《湘學報》的活動等。1898年戊戌政變失敗，“六君子”殉難，他仍“不改素志”，“本性難移”。
    1900年，唐才常組建自立軍準備起義時，他往來于長沙、武漢之間，與唐交往甚密，因得與聞自立會的策劃機密。8月，自立軍起義事泄，唐在武漢被捕殉難，黎極端悲憤，避居衡州，因慮時局艱難，唯專心從事教育以喚起民眾之愛國、救國精神，方為上策。但并未放棄反清斗爭，如1906年5月積極參與禹之謨、寧調元等公葬陳天華、姚宏業于岳麓山的活動，大張民族正氣，清廷惶恐不安。同年，萍瀏醴革命軍興起，黎在北京策動會黨相機響應。1907年回湘，知此次起義之失敗在于無堅強領導機關，便與龍璋、焦達峰、譚人鳳、寧調元等重組同盟會湘支部。后來，武昌起義成功，湖南首先響應，與這個支部工作的成效分不開。1909年（宣統元年）全國各省創立咨議局，黎當選為正式議員，10月又當選為中央咨政院議員，先后倡導實業，整頓教育和積極參與改革政治，提倡民主等。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后，黎被推為臨時參議院參議員，曾建議鞏固民權，廢除不平等條約，主張以黨治國。后來，從袁世凱篡奪革命政權到黎元洪繼任總統期間，他一直擁護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參加過討袁（世凱）和驅湯（薌銘）等活動，并曾被捕入獄，幸得朋友營救才免于難。直至1917年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就任大元帥，開始護法戰爭，電召他赴廣州議政時，黎已積勞成疾而未能赴任。1918年3月在長沙病故，時年51歲，公葬于岳麓山。國民黨元老、著名書法家于右任書寫墓碑：“故參議院議員黎尚雯之墓。”
    黎尚雯一生為中國之民主共和而不懈奮斗的同時，長期從事教育工作。1900年8月自立軍起義失敗，他避居衡州時，曾應聘為衡州府中堂監督，并提出了“知恥、立志、好學”的施教新方針，學校學風校風煥然一新，學生德業俱進，大多成為后起之秀。1903年（光緒29年），黎復受胡元倓之聘，任長沙經正、明德學堂管理員，與黃興、張繼等共事。1904年，湖南創建高等實業學堂，黎受聘為教務主任。不久，又任湖南中路師范齋務長，他教育學生立志為人師表。1910年，黎應曹典球聘，任湖南高等實業學堂教務長，編制教程，分科教學，又加強愛國強種之教育和科學技能之培訓，使學生出校后積極投身于路礦等實業界。1912年，湖南高等實業學堂更名為湖南高等工業學校（即今湖南大學前身），黎奉命出任校長，次年去北京。他還曾在武漢潛伏期間被推為江漢大學監督。他為20世紀初的中國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而最值得永遠銘記的是他鼎力協助民主革命先驅禹之謨創辦惟一學堂！
    1905年（亦說1906年），黎尚雯任教的經正學堂甲班學生陳超朗、張光棠、劉常治、朱道周等10余人，因不滿主持校務者的措施憤而退學。他和石廣權、華子模、王櫟安諸先生都憐惜其志向，愛慕其德才，不忍心讓他們失學，便自動隨他們在校外義務授課。當時禹之謨正在長沙興學，他與黎都曾關心和參與過唐才常的自立軍活動，早有交往；與石、華等也頗友善。又以這些愛好自由而不愿受壓迫的學生深堪造就，即與他們師生結合借湘鄉試館成立了惟一學堂，時為當年4月12日。學堂由禹主辦，黎、石、華、王，還有鄒代藩、陳安良等先生努力經營，以培養革命人才，推翻清朝統治，實現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保種存國”為宗旨。禹和黎等一些同盟會員在學堂宣傳革命思想，策劃革命工作，“惟一”也因此引人注目，其他學堂的有志青年慕名而來就讀的日益增多，王光甲、唐無我、禹夷蒼、唐璜、彭遂良、彭昭、李范吾等即是。原有的校舍不夠用，便租水風井小桃園巷內一棟民房為校舍，禹自任學堂負責人（監督），黎主持教務。此時，教員增加了羅介夫、曾伯欣等，也都是同盟會員。“惟一”按照清廷的規定開設課程，黎配合禹教育學生“不可讀死書以獵取功名富貴”，要“脫離奴籍”，從被統治、被奴役的精神枷鎖中解脫出來。因此，當時人們評價惟一學堂“其學生有自尊獨立之風”。“惟一”學生不只聽教師講課，還要進行課外閱讀和參加一些社會活動。校內暗設閱覽室，備有《孫逸仙》、《新湖南》、《警世鐘》等革命書刊。省會長沙萬余學生公葬陳天華、姚宏業于岳麓山時，惟一學堂的學生身著素服、手舉白旗，走在送葬隊伍的前列，先行隊的隊長即為彭遂良。學生們真正做到了“讀書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讀書”。
    當時，學堂的所有設備都由師生籌款購置，學生張光棠的父親張少荃捐款較多。學生赤腳草鞋，節衣縮食，用節省下來的錢作為房租等經費。遇有不足，黎以在高等實業學堂授課所得的薪俸補給；再不足，師生典當衣服來補充。唐璜在《惟一紀事》一文中回憶說：“黎（尚雯）先生冬季授課，僅著夾衣，瑟縮之狀，恍然在目。”原來是黎先生把自己的棉衣典當了。可見當時辦學的艱苦程度和他的執著精神。
    禹之謨是湖南同盟的首任會長，又是湖南商會會董、湖南學生自治會干事長。他利用這些合法身份所進行的一系列政治活動，均為清廷所不容。1906年8月10日，他被清廷借口“湘鄉鹽案”、率眾“哄堂塞署”罪逮捕入獄，惟一學堂也被視為革命機關而遭封閉。黎尚雯、羅介夫、曾伯欣、陳安良、禹貢、廖鈞燾等，一面盡力營救禹之謨，一面不負同志囑托，在潮宗街繼續辦學，推舉張少荃為名譽監督，黎尚雯為監督，更校名為“廣益英算專修科”，以避耳目，暗中繼續鼓吹革命。當時的困難更大，經費奇缺，有些教師不計報酬義務教學；師資不足，挑選高年級符合條件的學生教低年級同學，如陳朗超教過英語、王光甲教過體操。職員僅1人，擔任教務、會計、庶務等工作，校工只有2名廚工和1名傳達，日常勤務工作，如灑掃、洗滌諸多雜事均由學生擔任。1908年，廣益英算專修科曾附設鐵路營業專修科，次年與湖南鐵路學堂合并，創設湖南高等鐵路學堂，分設機械、建筑、業務三科，學制四年，1913年因鐵路收歸國有而停辦。黎對廣益英算專修科管理嚴格，呈報官廳之例行公文、表冊，十分謹慎小心，務求詳盡。清廷學部檢查其所報表冊，認為辦理合法，命令更名“廣益中學堂”，并令湖南提督學使按年給津貼實銀200兩，從而使學堂在經費十分窘困中得以勉強維持，但無法興建校舍，故先后搬遷5次。1911年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統治，譚延闿任湖南都督，以廣益中學堂系革命黨人所創辦，教員多是革命黨人，師生長期以來參加民主革命出力較多，即撥長沙北門外熙寧街湘水校經堂為其永久校舍，并優給辦學經費，以獎勵學堂對革命所作出的貢獻。
    惟一學堂及其后的廣益英算專修科為革命培養的人才中，以彭遂良、彭昭兄弟和唐拓莊最突出。彭遂良（1879—1911）、彭昭（1884—1911）為湖南宜章人，出生于當地望族家庭。1905年入惟一學堂，次年加入同盟會，因參加公葬陳、姚二烈士的活動，在禹被捕入獄、惟一學堂遭查封后，被當局開除學籍回鄉。1907年其叔父彭邦棟擔任湘南革命實行團主任時，他們組建聯絡機關、訓練革命軍隊。1911年武昌、長沙相繼起義，兄弟倆協助其叔在宜章響應，率兵攻入縣城，不幸遭公署伏兵襲擊，雙雙殉難。宜章光復后，1912年經黃興呈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褒贈彭遂良為陸軍上校、彭昭為陸軍中校。次年，湖南都督府將二烈士合葬于岳麓山，2011年10月，其墓由政府進行了修繕。唐拓莊系湖南零陵人，1909年入廣益英算專修科，曾為收回粵漢鐵路主權奔走呼號。1911年武昌起義成功，袁世凱在北京組閣，竊取革命果實，他便與教師羅介夫、曾伯欣及同學謝宅中等組織暗殺團，“欲炸袁世凱”，以煙臺為根據地制造炸彈，不幸被炸成重傷而身亡。留有絕命書云：“吾輩來此，狙擊民賊，志在死耳……政體不能共和，人民不能自由，是吾恥也，是雖生猶死也。……吾今已矣，希諸君勉為之。”
    黎尚雯從1906年起，先后擔任廣益英算專修科和廣益中學堂的監督至1912年1月，長達5年多。是他，鼎力協助禹之謨創辦了惟一學堂；又是他，在禹之謨被捕入獄、惟一學堂遭查封后，將學堂更名為廣益英算專修科，使“惟一”得以延續下來；還是他，與其同事們艱苦經營，使廣益英算專修科得到清廷核準改為廣益中學堂。廣益中學堂于1912年更名為廣益中學，1926年改為湖南私立廣益中學，1951年11月由人民政府接管改為湖南省立廣益中學，1955年1月又改為湖南師院（今師大）附中。今日的湖南師大附中已成為湖南基礎教育的龍頭和窗口，在全國具有較高知名度并有國際影響的示范性普通高級中學。
 
(轉載《文史拾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