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2009國培計劃——高中語文學科’北京大學培訓者研修班”培訓的專家講座中，有專家說，課改應當遠離功利，不要動輒高考，學生素質上去了，自然不怯高考（專家課堂答問時所言）。
說高考與課改并無必然矛盾可以，但不能說沒有必然聯系。
并且，門里人都知道，我們現在的高考語文成績，常常是哈哈鏡，語文高考成績與學生的真實語文素養走樣的多。記得早些年《光明日報》做了件莽撞事，語文高考當天，讓記者分別請了華東師大、華中師大、華南師大三所師大的文學院副院長做高考題，結果是三個副院長看了個把小時試卷，都沒有動筆。不能說師范大學的文學院院長語文素質不好吧，但都愣是不動筆做題。記得時任文化部部長的王蒙就老實不客氣地說過，這樣的語文試題讓我考恐怕是及不了格的。如此，庶幾可以說，高中語文教育，素質教育之外，對應高考的訓練是必要的（避嫌，刻意繞開了“應試教育”的字眼），換句話說，課改不能不問高考，高考，是課改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溫儒敏教授在講座中說得客觀，承認“高考仍是高中教學的指揮棒”，提出“課改與高考應當相生相克，共同改進”，并相信“課改肯定能一步步‘迫使’高考以及大學招生模式的改革”。
咱不談“大學招生模式的改革”，想說的是，課改能否“迫使”高考的改革？是課改“迫使”考改好呢，還是考改推動課改好？
記得早幾年有人描述先期進入課改的四個省份課改狀況為：廣東風風火火，海南隔岸觀火，寧夏黑燈瞎火，山東后院起火。何謂“山東后院起火”，據聞，山東教科院雷厲風行搞了個新課程改革的指導意見，結果校長老師們哄然鬧意見。湖南人學了乖，教科院不出新課程“指導性意見”，眼睛盯著考試院，說，你怎么考我怎么教；考試院不出“新高考”“考試說明”，說，你怎么教我怎么考。兩年下來，湖南的課改大抵落了個“不溫不火”，許多老師對課改便是個“若即若離”。
這“不溫不火”“若即若離”的出現倒或許是“必然”的。——也或許是無奈而又最穩妥最具智慧的。
湖南對應首屆進入新課程的2010年“考試說明”已經出來，我關注到，作為“平穩過渡”，這個“新高考”對新課程的直接對應，力道有限。這便大約也就是溫教授所說的“相生相克”。
湖南的選修課程，由于硬件（比如跑班的教室）、軟件（比如師資）以及命題制卷（如果選課太多，如何做到對各門選修課的關照以及保證各選考題難易程度的平衡）等等因素的制約，省廳兩院達成契合，搞了個包辦“選修”（好聽一點說，叫“代選”——我綜合各方面的因素為你代為選擇；直白一點說，叫“第二必修”），在國家課程標準的五個選修系列中不偏不倚各選一門，曰：《中國古代詩歌散文欣賞》《外國小說欣賞》《新聞閱讀與寫作》《文章寫作與修改》《中國文化經典研讀》。
那么，問題來了，你這幾門選修課在高考中所占權重多少暫且不說，“現代文學類作品閱讀欣賞”這一塊在高考卷中的權重是大的，而這一塊在整個高中語文課程體系中的體現是不夠的，我不能不還給學生“代選”，“語言文字運用”這一塊我也不能不“代選”，你的代選和我的代選，對于學生都是“必選”，課時從哪兒來，學生能否堪其重負？
實際上，諸如此類的“課程”屈從“高考”的方面還有很多，此不贅。
因此，我們說，考改是課改的重要制約因素，考改也是課改的有力推進元素，而不是“只管課改，勿問高考”，大約也并非虛妄。
如何讓考改來推動高考呢？
程翔老師在講座中曾有大聲詰問“這樣的試卷是語文試卷嗎！這樣的試卷能考出學生的語文素質嗎！”怎樣的試卷是真正姓“語文”的試卷呢？怎樣的試卷能真正考出學生的語文素質呢？程翔老師沒有描述，沒給例證。看來確實重建比批判要困難得多，相信命題專家們正在作不懈地努力，這里不說這個。
還是山東，又率先下了猛藥：周六周日補課者校長就地免職，高考成績只給考生個人查看，讓你無法搞高考成績的各層各類的排隊，等等。這些無疑是可以為新課程改革護航的，但愿能越走越好。
但是，還有問題。
我們不難看到語文被邊緣化的情況：常有年級主任（組長）要求語文老師給這個那個學科讓路；有的學校高三語文課時常常萎縮，語文課時只有數學的三分之二甚至更少，有的幾等于物理這類課程的課時；經調查，學生課余時間用于語文學習的少之又少，有的學生課外根本不動語文；等等這般，并不鮮見。原因很簡單，你語文高考拉不開距離，你語文評卷隨意性太大，與其學生花時間刻苦努力，不如燒高香讓考卷落到心軟手松的閱卷老師手中。
在此一方面，從根本上改觀這種狀況其實也簡單。
其一，保證語文這門最具基礎性、工具性和普遍實用性課程的課時。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十分重視母語教學的，以高中課程設置為例：美國的英語、數學、社會、科學的學分要求一般（各州有所不同）比例為4:2:3:2；臺灣的國文、數學、社會領域、自然領域的總課時比例為24:16:16:16；香港的中國語文、數學、社會、科學的課時安排為4:3:3:3。由以上數據我們不難看到，母語教學的地位都是相當突出，人家的數學往往只占語文的三分之二左右，“社會”（政史地之類）“科學”（理化生之類）都只與數學差不多，而我們呢，國家課程標準語文、數學、社會、科學的學分之比為10:10:17:21，而一般學校實際開課中，語文的比重還要小。這樣的逆差，是不是說明了問題呢？只有國家課程標準重視了，學生才會重視。
其二，加大語文在高考科目中的權重。
現在的權重分配是：語文、數學、外語、綜合的分值比例為1:1:1:2。在這一點上，江蘇的新高考占了首功，他們的高考只有語數外（“社會”“科學”的學習狀況在學業水平考試中體現，在高考總分中有一點體現），分值比例為160（文史類再加40）:160（理工類再加40）:120，有效地加大了語文的權重，那么，課時開設、重視度也必定有相應觀照。
其三，切實保障高考閱卷的有效評價控制。
相信很多人都遇到過這樣的窘境，某個學生語數外的高考成績分別為110、118、121，謝師宴上，家長說：“犬子這次數學外語考得還不錯，語文稍差一點，但已經是他的最好成績了，感謝各位老師！”家長不知道，如果以標準分而言，或者說以孩子的各科成績與省均分之比而言，語文是考得最好的。
又有這樣的情況，某校這次高考（或者學業水平考試）語文人均分在本市（縣）排第一，但以本校各科的優秀率看，語文是最低的。
還有這樣的情況，校長在高考總結會上說：“我校本屆高考學生人均總分在全市（縣）第一，數學的貢獻最大，與全市人均總分拉開12分的距離，語文貢獻相對小一點，與全市人均總分只拉開3分的距離。
這些情況的出現，除開學科特點、考題命制等因素外，閱卷的評價控制是一個很大的因素。比如說，一個每屆50萬考生的大省，語文上120分的已然是鳳毛麟角，上130分的是時有時無；作文，滿分作文以萬里挑一計，當也有50份吧，但常常就是兩三份或三五份，50萬考生80%的作文集中在38～42這個分數段，14分的鑒賞題，也是80%的集中在9～11這個分數段；常常還有或者大家都得分高或者大家都得分低的無效題；還有評卷時“兩個壞人打死一個好人”（兩個評分超過閾值打給第三個人看，取相近兩個評分的均分，而有時恰恰這相近的兩個評分是不準確的）的情況；等等吧。這樣出來的成績與考生的實際素質能不走樣嗎？
如果評卷時能根據學科特點，語文的評卷人數還增加一點（按目前的比例至少還要增加50%），以作文評價看，能保證一篇作文閱卷時間不少于5分鐘（一、二評各2分鐘，30%的三評卷，大約平均每篇還需要1分鐘），保證成績結果有區分度、分數呈正態分布（比如140分以上的能有萬分之一，130分以上的能有千分之一，120分以上的能有百分之一；110分以上的有20%左右，不及格的也有20%左右）。這樣的話，有效刺激學生學習語文的積極性是必然的，年級主任（組長、班主任）不再要求語文老師給別的科目讓路也是必然的。
由此種種，我們說，新課程改革的縱深推進，高考是一個有力的杠桿。
2009.11.29于北大萬柳公寓
（此篇文章獲學校2009—2010學年度優秀論文一等獎）
（此篇文章獲學校2009—2010學年度優秀論文一等獎）